張包意琴 陳麗雲
張包意琴博士 資深私人執業婚姻及家庭輔導員，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兼職講師
陳麗雲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原文載 何敏賢、李懷敏、吳兆文 主編‧華人心理輔導理論與實踐研究‧
香港大學─清華大學心理輔導研究中心出版‧2004‧頁 164 – 182
沙維爾(Virginia Satir) 1983年來香港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大約有三百多人參加，其中大多數是從事家庭和婚姻輔導的專業工作人員。從大約1986年開始，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裡，格伯（Gerber），格摩瑞(Gomori)和班門（Banmen）繼續沙維爾在香港開始的工作。他們三人每年都來香港舉辦為兩個階段為期共八天的個人成長工作坊。近幾年，格伯年事已高，很少來香港了，但班門（Banman）和格摩瑞（Gomori）仍分別繼續來港主持工作坊，而班門（Banmen）更親自為有意採用沙維爾模式進行輔導的工作員提供訓練課程。到目前，香港已有幾位運用沙維爾模式主持個人成長工作坊和進行輔導的治療師。
過去十多年，沙維爾，格伯（Gerber）,格摩瑞（ Gormori）和班門（Banmen）把沙維爾模式及它在北美的實際操作經驗介紹給香港，並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現在是我們本地專業人士把它運用到本地文化當中的時候了。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一、探索一個處理外地輔導理論適應本地文化的角度，及二、探討如何在香港的中國文化中，運用這角度去理解沙維爾的融會式(Congruent)溝通型態。
輔導理論與本地化
德國哲學家格德門（Gadamer，1997）曾說過，知識不能離開傳統 (knowledge is irretrievably tied to tradition), 人可以理解事物，是因為有傳統作基礎。我們所處歷史和社會環境一方面塑造了我們的經驗和對經驗的理解，塑造了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認識，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傳統的產物。
從這出發，我們可以得知，要真正理解我們的服務對象，就必須進入到他們的文化傳統中。多位文化心理學家，艾維（Ivey）(1997), 蘇（Sue）等人(1996，1990)也曾就這一點從不同角度進行過分析。在他們看來，心理輔導和心裡治療理論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 每一種理論都有它自己的價值觀和取向，以及對人類行為，語言和理論的設想，這就導致了輔導理論可能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擁抱不同價值觀的受助人之間出現衝突的現象。
個人作出的變化，若非得到身邊的人接受，並配合他們的期望，是很難得到貫徹的。有效的改變，必須有能力在文化環境中持續。對於我們這個高度集體主義的社會環境來說，這一點尤其值得重視。段和王（2000：11）用很簡潔的說話說明了這點，他們說：「在中國文化背景裡，不考慮文化因素而一味追求個人滿足是不會達成任何持久有效的效果的」。因為追求個人滿足會被視為「自私」，而任何行為一旦被視為自私，便不會得到任何支持。
儘管香港在過去五十年間經歷了急劇轉變，由難民社會發展成為現代化、都市化、全球化的金融中心。香港人也被視為注重實效，高效率，具有全球觀念，競爭性強，適應能力高等特點，然而不少研究（如Cheung, 1985; Ho, 1974; Lee, 1995）指出，在本地，傳統的集體主義思想，尤其家庭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思想，仍佔主導地位。
在此我們想指出兩點 (表面上這兩點可能看似互相矛盾)：一，從我們工作經驗所接觸到的香港華人來看，無論是個別接受輔導的當事人或工作坊的參加者來看，沙維爾模式確實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協助他們成長。沙維爾模式把個人問題放在家庭系統中去處理，有助當事人面對在集體主義社會中所經驗到的壓力。沙維爾模式所強調的、以個人為基礎的自尊、心口如一，個人選擇，自由和責任等概念，正好填補了從儒家愆生出來的集體主義社會中所缺少的要素。事實証明，沙維爾模式的基本理念，包括它對個人心理轉變的分析及其推動轉變的方法，和它以體驗為主的工作坊等，都得到香港人的接受。
二、我們為沙維爾模式能夠有效地應用到以中國人為對象的輔導工作上而感到高興的同時，不禁也提出以下疑問。不少工作坊參與者在課程結束後一年的訪問裡（Pau，2000）指出，在工作坊中能夠經驗改變，確實可貴；然而，回到現實家庭生活環境裡，卻又要接受另一套文化規範和約束，推行改變，舉步維艱。
根據我們舉辦個人成長工作坊的經驗，我們發現，大約三成參加者對體驗方式的活動感到難為情；有五成覺得面對家人，很難流露情感，或直接表達感謝和欣賞。許多參加者說，和其他組員談論自己工作和他人的事，一點也不困難，但要分享內心感受，就困難得多了。與家人一起時，也出現同樣情況。總言之，感受是深藏不露的。
對於一些具有強烈傳統中國文化意識的人，接受沙維爾模式，就更有困難了。一些當事人告訴我們，他們從小到大一直受父母保護，在有矛盾或衝突發生時，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要他們轉用直接、誠實、心口如一的方式面對問題，實在不容易。對別人來說，做選擇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但對他們而言，卻只會引來焦慮和不安。
我們相信，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引入沙維爾模式進行輔導，有積極意義，而愈能照顧本地文化要求，其積極意義愈大。但怎樣才算照顧本地文化要求呢？這裡，我們想先界定兩種不同文化環境的特色
我們建議採用霍夫思德 (Hofstede, 1980), 金穆 (Kim,1994) 和安德思(Triandis, 1995) 提出的 "集體主義"和 "個人主義"，並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提出 "權威集體主義" 和 "平等個人主義"兩個概念來描述兩種不同的文化環境，並區分他們所代表的兩套不同社會關系。
簡單來說， "權威集體主義" 用來描述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東亞社會的文化環境，在這種環境裡，人們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個人價值不是靠自身的素質或成就來決定，而是以個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來確定。 在這種環境裡，人們重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服從權威、尊卑有序、以和為貴等，認為自我克制是值得表揚的美德。至於”平等個人主義”，指的是大多數現行西方社會的文化環境，強調追求個人滿足和自我實現是天經地義的事，個人價值由個人的素質和成就，而非由角色或地位來決定。在這環境裡，平等、自由地表達個人思想和情緒是得到鼓勵的（表一）。
表一：權威集體主義和平等個人主義
權威集體主義 | 平等個人主義 |
議牲小我，完成大我 | 追求個人滿足與成就 |
在倫理關係中定角色；角色定身分 | 由個人素質和成就決定個人身分 |
尊重既有秩序，維持和諧局面，順從權威 | 講求個人成長，人人平等 |
自我克制 | 自由表達 |
沙維爾本人顧及文化要求
從我們所接觸到有關沙維爾模式的書籍來看，沙維爾本人對文化要求是相當敏銳的。譬如：有關教育子女，她認為孩子應該學會配合家庭生活的要求，學會在別人和自己的需求之間找到平衡，並學會回應文化的要求。沙維爾認為，孩子應該曉得處理和平衡「他人，自己和環境」三方面的需要（沙維爾，1983: 60），而她提出的融會式溝通，關鍵就在平衡「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需要。環境是實踐操作中要特別注意的一項，而環境包括文化。
為進一步了解沙維爾本人對美國文化的敏銳程度，讓我們看看她如何區分權威模式和成長模式，然後再討論與此相連的個人主義文化。
表二對沙維爾的權威和成長模式的基本特徵作出了比較 (該模式詳解見Satir et al., 1991:6-15).
表二：沙維爾權威與成長模式的不同基本特徵
權威模式 | 成長模式 |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壓制就是順服 為求生存和被接納，人感到要符合角色要求，循規蹈距 人要按外來規範行事，並盡量在思想，感受和行為上與他人的吻合 凡事只有一個正確的處理方法，而處於主控位置的人，掌握這方法 為接受權威的看法，人要否認自己的經驗。 |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從各自內在的力量與價值來區分 人要在尊重相同與相異的過程中，認識自己、認識別人 處理一個問題通常有很多方式，可以根據自己的標準去選擇自己的方式 人主動了解事物；通過表面現象和處境去了解多項影響事物發展的原因 |
沙維爾模式的其中一個主要治療目標，就是協助當事人改變世界觀，從權威模式轉到成長模式來。如果我們把表一與表二進行比較的話，會發現權威集體主義與權威模式，平等個人主義與成長模式極為相似。
沙維爾在構思她的權威理論時也許並沒有考慮過中國或中國文化，但她對該模式的描述卻很簡潔地抓到了儒家權威集體主義的基本價值要素。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成長模式所強調的價值，如平等，個人，獨立，獨特，自主，多元化，選擇，尊重同與異等，正是傳統中國文化所欠缺的。表面看來，成長模式正好填補了中國文化的真空，提供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沙維爾模式是在美國崇尚「平等、個人」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沙維爾因為認真看待和回應美國文化的要求，才著重於強調自我、建立自信、表達感受、自由提問、發表意見、敢於冒險、進行融會溝通，承擔責任、勇於改變等。在一個重視個人與平等，向往獨立和自由，追求個人實現的文化中，從開始便突出這些價值可說非常適合。
我們還應注意，沙維爾模式誕生於美國。那裡，民主，平等，自由和獨立等價值經已盛行兩百多年；那裡，窮困者和老年人已經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在個人層次上，自主，創造性，自我滿全，直接表達思想與情感，不迴避衝突矛盾等生活態度基本上得到鼓勵。當沙維爾提倡人們應平等相待，不管年齡，膚色，性別或健康狀況，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當她提出人們應該以多元化的方式與其他人交流互動，而不是以壓制或順從的方法來交往；人們應有能力作出改變，發展自己，自由表達感覺、愛和成長；人們應擁有高自尊，肯定個體獨特的同時，也肯定與別人的聯系 (Satir et al., 1991:16)，當她提出這些倡議時，她完全立足於美國文化，她的說話表達了美國人的夢想。
明顯地，由沙維爾所啟動、由權威到成長模式的轉變，並不是在文化真空中發生的。為那些接觸到沙維爾並受到她思想影響的美國人，踏出邁向成長的一步雖不容易，但卻發生在一個支持成長的文化氛圍中(圖一)。雖然還有一些人未能把平等和個人價值融於生活當中，即使如此，他們也會覺得，追求這些價值是應該的，因為在美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已得到普遍認同。
圖一：由權威到成長模式：平等個人主義環境下的轉變：
顧及本地文化
香港的情況又完全不同。雖然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人們已更多重視個人和平等的價值，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家庭生活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傳統的影響，順從權威，顧全集體。通常來說，人們會更多強調家庭的集體利益大過追求個人的實現，強調家庭和諧多於自由和分歧，強調子女孝順，服從權威多於獨立，自主和平等。殖民政治加重了傳統的分量。不管是在社會，學校或家庭中，自由，獨立，民主和平等的價值一般都不被推崇。對於老人生活保障，雖然社會已經熱烈地討論了這問題大約三十年，但最後通過的，還是一個不能提供真正保障的強制私營強積金，而落實推行，還要等到2000年才正式開始。在這背景下，依靠子女安渡晚年的考慮，在可見的將來，將繼續成為堅持「以孝為先」和「以家庭為重」等傳統價值的動力。
在這種重視權威和集體的文化背景下，任何試圖從權威模式轉換到成長模式的行動都只能是由外強加的。對於很多人來說，當中所運用的語言、所涉及的信念和感受都不是他們所熟識的。這樣的轉變很難平穩順暢(見圖二)，況且亦違背沙維爾本人的精神。
圖二、由權威到成長模式：權威集體主義環境下的轉變：
因此，接受沙維爾模式訓練的治療師在權威集體主義文化下進行輔導時，就不能憑自然反應、依既定模式進行，而必須有意識地運用，步步為營，注意本地文化能夠接受的限度。
在權威集體文化下的融會式溝通
從外地輸入輔導理論和經驗，應用到本地文化的氛圍內，有必要顧及多個方面。本文由於篇幅所限，只集中討論沙維爾模式其中一個核心問題，融會式溝通，並借此指出為何及如何顧及本地文化。
我們對沙維爾模式所提倡的融會式溝通有這樣的理解：融會式溝通要求清晰，直接，準確，誠實，自由及尊重的表達。它承認和尊重個體的獨特性和平等價值。它考慮他人及環境的要求，但這並不等於要委屈自己去迎合這些外來的要求。它尊重別人，但並不等於要承擔對方的感受和情緒，而是信任對方有能力處理自己的情緒。
簡單地說，融會式溝通就是把話直接講出來（Englander-Golden & Satir, 1990），而不是迂迴地講，自豪地肯定和表達內心的願望，為自己的說話承擔責任。這麼做是要承擔風險的，而風險是：表露真我，顯露自己內心深處，同時卻不能肯定對方會否以積極態度回應。我們能夠肯定的，只是「允許自己表露當時的真我」 (Englander-Godlen & Satir, 1990:136-137)。
在融會溝通中，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直接說，"我關心我自己，也關心你，還關心我們之間的關系。我可以承擔因發現雙方有分歧而帶來的風險。" 我承認我們之間有時會出現分歧，甚至會因這發現而感到失望，但我不會因此而不去正視我們之間的分歧。這源於"我愛自己，我尊重自己"的思想，將進一步發展為"我們能夠愛，能夠尊重別人"的思想。意思是，當我們曉得尊重和愛惜自己時，我們便會曉得尊重和愛惜別人。
以上所說的是沙維爾融會式溝通階段一的含意(Satir et al., 1991: 67-68)(congruence前被譯為「表裡一致」，可說相當準確地傳遞了這階段一congruence的意思。本文我們用融會的「融」字去表達這個意思，而「會」字則表達階段二congruent的含意)。在這概念指導下，我們幫助了不少受西方思想薰陶的當事人，克服人際關系方面的問題，但把這思想應用到在傳統文化背景下成長的當事人身上，卻多時不奏效，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不少當事人表示，心口如一，表裡一致，實在知易行難。在面對權威長者，包括父母或年長親屬時，尊卑之分立即出現，實在難以表露真我，盡說心中想法。
另有不少「個人成長小組」的參加者，表示要用表裡一致進行溝通，感到困難。有些人說他們不習慣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那是一直以來都是不允許的。另一些人則說，"表裡一致的溝通方法，是外國人的思考和交流方式。我們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不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因為這樣會造成人與人間的傷害。我們不會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逢人但說三分話」。我們會保留七分在心裡。”
問題在於我們在進行輔導和小組培育時，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沙維爾模式融會溝通階段一的表裡一致之上，而忘記了融會式溝通還有一個階段二。
沙維爾雖然同樣用「高自尊」來描述全部三個階段融會式溝通的目標(Satir et al., 1991:68-69; 見表 2)，但三個階段所處理的重點畢竟不同，且逐步提昇，由階段一的個人感受，到階段二的自我 (即是說也要兼顧「他人」和「環境」)，再到階段三的普世和靈性觀念。以我們看，階段一的改變是在平等個人主義的文化框架下實現的，而重點在於回復自我，誠實對待自己的感受，表達真我，自由選擇，承擔責任。
到階段二的融會溝通，其要求的轉變已超越平等個人主義的範疇。盡管重點仍在自我，但它強調的是有能力接觸和兼顧「他人」和「環境」的自我，是內歛、完整與和諧的自我，與自身，「他人」和「環境」都能達到協調的自我。
到階段三，沙維爾邀請人進入靈性、多元、普世的領域（見表二）。沙維爾在她生命後期對怎樣成為更完整的人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她鼓勵人注意自己內在的生命力，並為自身的成長與治療，與這生命力保持密切聯系。沙維爾相信每個人都注滿這生命力，只是有時系統出現閉塞，與之連接不上，以致力不從心。治療的目標，就是打通隔阻，重新銜接，創造一個自我治療的流程 (Satir et al., 1991:68-69; Kramer, 1995: 4-5)。
表三：階段一至三的融會式溝通 Congruence
階段 | 重點 | 自尊 |
階段一：感受 Feelings | 醒覺 Awareness 承認 Acknowledgement 擁有 Ownership 管理 Management 享受 Enjoyment | 高自尊 High self-esteem |
階段二：自我 The Self (I am) | 精神內歛 Centeredness 完整 Wholeness 和諧 Harmony | 高自尊 High self-esteem |
階段三：生命力 Life Force | 普世性 Universality 靈性 Spirituality | 高自尊 High self-esteem |
(原載: Satir et al., 1991:68)
從表三可見，階段一突出的是誠實正視個人感受，而這是在中國文化中常被壓抑的價值。至於階段二和階段三所突出的，卻是與中國文化所重視、並與之相呼應的價值，包括精神內歛、和諧、靈性的價值等。
在強調平等與個人價值的文化背景下，由階段一開始，先把重點放在個人感受上，讓人意識到個體的獨立，獨特，平等，自由，選擇和責任，可以是進行治療的一種有效方式。既然一般人已經接受了這些觀念，便不會因為觀念出現矛盾而產生抵制情緒。但是，把同樣的觀念應用到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本地文化裡，那就是對本地文化缺乏敏銳性了。
在平等個人主義當道的環境下，個體享有自主性，而相互關系是建立在獨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預的原則基礎上。相反，在權威集體主義盛行的環境下，個別的個體都被視為在特定網絡中佔有特定位置的人，按照各自歸屬的角色來互動，並執行角色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 (Kim, 1994:25)。
在儒家集體主義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圓心開始、一圈一圈向外擴展。每一個圈代表一種特殊關系，附帶著一定的責任和義務。站在圓心位置的是我，而我的實現就在乎我有否和如何去滿全每一個圈所牽涉的責任和義務 (費孝通, 1981).
在這個系統裡，第一個圈，也是最基本和統攝所有其他關係的圈，就是父子關系。在中國人社會裡，當期望與義務出現矛盾時，孝順父母多時被視為最基本和最高尚的德行，超越和凌駕於一切之上。
在西方，成年孩子和父母處於平等地位，與父母一樣有追求自我的權利。而在儒家重孝道的社會裡，成年孩子在父母眼中永遠是孩子，必須以孝為先，重視父母多過重視自己，照顧父母先於照顧自己。
在傳統中國社會，人們應先關心別人，後關心自己。儒家道德要求人超越普通公平原則，不爭取公平待遇，而是以德報怨，把別人的利益放於自己利益之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然而，原本源於強烈自我意識的原則性行為，在擔心別人的看法，敏感別人的標準和評價的情況下，變成是應付外界要求、為了給一個好印象而去努力迎合他人的行為(Yang, 1995: 34)。
這種壓抑自我，迎合他人的態度在許多中國人家庭的規則中突顯了出來。在這些規範下，人不應要求得到平等相待，反應要求律己以嚴、待人以寬，以德報怨；寧人負我，我不負人；自己施恩不望報，他人滴水之恩，卻要湧泉相報。依據這種觀念，能夠關懷他人，犧牲自我的人，不但不是弱者，反而是最剛強的人。
過去，我們進行輔導和治療，未有對本地人的文化和當事人自己的價值觀念給予足夠關注。我們把所學到的沙維爾理論和經驗照搬到本地。在北美，他們處理融會溝通，一般從階段一開始，這裡，我們也從階段一開始。結果：
1. 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人對西方模式感到陌生，甚至格格不入，影響了他們參與工作坊的積極性，有些甚至對輔導失去信心。
2. 突出「自我」這種來自個人主義社會的觀念，使一些當事人感到被鼓動去拋棄集體，或接受被集體遺棄的命運。他們感到要在兩種價值觀之間作選擇，即是說，在一、重視群體，相互扶持，團結，同甘共苦；和二、個人自主，感情獨立，自我決定，尋求個人快樂與滿足，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3. 突出「自我」使他們感到要放棄自己原有角色，放下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道德責任，以及放下構成他們自我身分的道德和集體精神 (譚國根, 1999:181-182; 孫隆基, 1983:12)。
4. 突出「平等」和「自主」使他們覺得對父母不孝，破壞父母子女的和諧關係。
5. 突出個人「獨特」、「自由」、「獨立」，為他們來說，等於叫他們不要妥協、不要迴避衝突、要反叛、要敢於打破家中常規。
當我們把沙維爾輔導理論背後的價值觀、和當事人本身的價值觀排列出來，作一比較之後，我們就多一點明白有些當事人不回來接受輔導的原因。於是，我們開始尋找一條與本地文化更加接近的道路。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與他人及環境搞好關系不是目的，而是改變的前提。在很多情況下，照顧集體和他人是追求和實現個人目標的先決條件。在肯定自己之前要先肯定別人，因為只有在肯定別人時，我們才能得到別人對自己的肯定。反之，罔顧集體利益，單方面追求個人實現，只會被視為自私而遭受排斥。傳統中國社會的君子，懂得怎樣平衡，執兩用中，既愛父母，亦實現自我，既尊重權威，也尋求個人空間。
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在傳統、重視權威和集體的環境中，尋求獨立、自主、實現自我，方法不是拋棄集體，漠視權威，而是尊重集體，也尊重權威，因為這是環境的要求，也可以說是改變的前提。這點恰好與沙維爾模式中的融會溝通階段二所提出的和諧 ─ 自我與他人和環境之間的和諧，互相配合。
中國人認為，一個人雖然受外界力量所縛束，但只要他內心是自由的，身心靈是整體相連的，生命就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克服的。「心亨」是關鍵。內心被禁錮才是一個人最大的欠缺 (孔維勤, 1995:211 )。一個人的軀體也許被束縛，但只要能夠「心亨」，這個人就有生命、有希望。這也與沙維爾模式中融會溝通階段二所提出的精神內歛和完整，互相呼應。
我們由此看到，在中國權威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進行輔導工作，協助當事人實現改變，沙維爾模式融會溝通階段二所提出的重點，更值得我們優先考慮。事實上，階段二為沙維爾模式提供了回應本地文化價值的一個接合點。因此，應用沙維爾模式在本地進行輔導，與其模仿美國做法，由階段一重視個人感受開始，更有效的做法是直接進入階段二，從開始便鼓勵當事人對自己、他人及環境給予平衡考慮，在照顧整體的情況下去關注個人的感受和權益。
結語
下一步又該如何呢？就我們而言，我們不打算對沙維爾模式作出修補，使之符合本地文化的需求。我們要做的是發展建基於本地文化的方法。我們叫這種方法為著位法(emic approach)。
非位(etic approach)和著位(emic approach) 這兩個詞組原先被白瑞 Berry (1969)所採用，描述在不同文化中進行研究的方法，現在則被用來描述跨文化心理輔導的兩種不同方法。
非位指的是源於治療師自身文化的一套方法，經修改後使用於另一文化背景之中。著位法是以當事人本身的文化為重點考慮，在分析和處理與之有關的概念和經驗後，把它們納入現代治療過程之中 (Draguns, 1996: 6)。
非位法可以兩種形式出現：1. 自己進行文化改造，使適應當事人的文化，並應用到當事人的文化處境中； 2.幫助當事人學會和適應源於治療師本身或輔導理論背後所代表的一套文化價值。
當段和王(Duan & Wang, 2000) 提出西方輔導方式應該「做出文化上的改變以服務中國人的需要」時，他們提出的是要建立可以應用於中國文化架構中的非位法。他們倡儀的第一種非位法，改造建基於個人主義的輔導方法，使之適應集體主義社會的需要。當我們說採用沙維爾模式在本地進行心理輔導，有必要從融會溝通階段二開始，整個討論也是屬於第一種非位法的範疇。
當我們用「文化使者」這個概念來描述一些治療師，一些不斷介紹新價值和新信念，以協助當事人適應不斷變更的生活方式的治療師時，所牽涉概念便落入了第二種非位法的範?。其實，這些治療師在輔導室中引進的很可能就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念，包括每個人的發言自由應被尊重；處理婚姻問題，男女享有平等權利；處理人際關係問題，每個人都享有自主和主動的權利等 (Tseng, Lu, & Yin, 1995). 可以說，過去二十多年，我們所做的大部分輔導和培育工作，都是採用這種方法進行，忽略了不少因文化價值取向不同而未能受惠於這種方法的當事人。
近期的研究和發現，催促我們踏上著位法的道路，扎根本地文化，從本地文化中汲取不竭的靈感和滋養。著位法呼喚我們，回應本地文化的要求，接上傳統文化源流，從中獲取智慧和力量，共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我們相信，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選擇。我們走的道路，必須既能照顧傳統權威集體社會的要求，亦能維護現代個人對平等、自由、獨立和自我實現的要求。至於如何兼顧，我們將嘗試在另一篇文章陳述。
我們運用沙維爾模式，幫助了許多人成長，自己同時也得到提高。現在，我們打算回到自身的文化泉源。這並不意味我們將要固步自封，局限自己於傳統文化的框框裡。我們將不斷提醒自己，要對來自外地的輔導理論和經驗保持開放態度，勇敢面對挑戰，謙虛接受啟發。
沙維爾和其他我們所學過的模式將依然繼續伴隨、激發和提醒我們，這些前輩面對和有效回應了他們所屬時代的挑戰，豐富了整體人類社會的文化寶庫。現在，歷史也在等待著我們的回應。
最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行政學系組織了一次為期四天的沙維爾模式治療和督導課程，導師班門(Banmen)多次強調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並勸告學員在本地文化背景下使用沙維爾模式時，應顧及文化的要求，並應對文化進行反思。我們認為，這說話表達了一種非常值得欣賞的專業態度。
沙維爾認為，在心理治療過程中，真正進行治療的不是治療師，而是當事人自己。在當事人能夠把蓄積於內部的力量聯繫起來時，治療就發生效果。沙維爾相信，當事人本身是充滿能量的，只是聯繫斷裂，無從發動。治療師的介入就是促成接合。有如用「過江龍」(引發器)發動汔車引擎一樣，治療師把原本存在、但卻分隔的能量和系統連接起來，能量一旦激活，治療效果就顯現了(Kramer, 1995:5)。以次類推，在文化層次上，對平等個人主義以外的文化，沙維爾模式或其他外來模式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不是直接提供一套解釋的框架或一套促進轉變的方法，而是激發本地文化與自身能量的聯繫，從而進行重組，發揮本有活力，去回應持續的變遷和挑戰。目前，在香港，這正在開始肖肖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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